1982年4月，王震开始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。但上任后不久，他就发现校内的一位教员，存在严重的问题。
按理来说，存在问题，按规章制度处理就行了。只是棘手的是，思想言论上的错误不好界定，并且在开会讨论时，同志们的意见大相径庭难以统一。但王震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，给中央写了一封信。
几天后，中央的批示下来，非常严厉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6年后，这位教员果然叛逃美国。王震的告状信写了什么？这位教员后来如何了？
一个党校教员的变化
这位教员名叫阮铭，如今提起来可能很多人感觉陌生，但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，他的份量也是沉甸甸的。
1931年，阮铭出生于上海。家庭条件好，上海又繁华开放，因此阮铭不但能够上学，并且受到了丰富的文化滋养。
1948年，阮铭去上了清华大学。他入过党，在学校里，也非常积极，很快就成为炙手可热的学生干部。
文化高文笔好，所以阮铭工作顺遂。1958年，才刚刚27岁的他，就已经担任了《北京日报》的文教部副主任以及理论部主任。仅仅3年，他又进入了中宣部，担任过编辑、研究室主任等职。
阮铭在中宣部，一待就是6年，这6年时间，他接触了大量我党最顶层的理论动态和政策走向。按说，受到了这么多的熏陶，他的思想是最不应该出现问题的。
这也许，和一段经历有关。
阮铭年轻时，一直一帆风顺，虽然生于战乱年代，他也没有遭遇过什么太大的挫折和苦难。
当那10年到来，作为知识分子的阮铭，也毫无疑问的，遭受到了时代的冲击。
1966年，阮铭被下放到了宁夏贺兰县的农场，开始劳动改造。
他向来待惯了灯红酒绿的大城市，哪里受得了一片荒芜漫天风沙的西北。况且，那是一双握笔杆子的手，提不动铁锨举不起锄头，白天不停干活，到了晚上，两只胳膊就瘫软得像面条一样。
劳动艰苦，伙食也差，本来便胃不好的他，长期下去，身体也越来越差。他在西北待了整整7年，1973年，因为严重的胃出血，他才被批准回京治病。
也许正是这颗时代的尘埃，成为压折他脊梁的巨石，让他的思想开始大滑坡，也为他后来的所作所为，埋下了伏笔。
回来后，阮铭沉寂了几年，也趁机调养好了身体。靠着一手好文笔，他再次迎来了机遇。
那是1977年，此时我国刚刚历经浩劫，开始在徘徊中前进。这年3月，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任职，为了做好思想理论这块的工作，他到处在找合适的人选。
最后，就选中了阮铭，他不但有过硬的文化文笔，而且曾是北京日报的理论部主任，又在中宣部干过，履历非常优秀。
就这样，阮铭到中央党校，担任起理论研究室的副主任。他也确实是这方面的人才，理论过硬才思敏捷，起草过不少关键性的文献，可以说，“改开”就是他奠定的理论基调，甚至影响到了初期的不少政策。
因为坐在这个位置，有时候，他还会帮领导写讲话稿。就这样，他的文章广泛流传，谈到制度改革等话题，不少人还会引用他文章的内容。
阮铭再度春风得意，如果照此发展，肯定能更上一层楼，进核心写作班子，也很有可能。
时间久了，他开始忘乎所以，越来越傲慢自大。尤其是1978年以后，因为“解放思想”的风潮，全国上下，都开始自由宽松起来，因为言论而上纲上线的事情，已经很少发生。
阮铭敏锐地察觉到了环境的变化，他的态度开始有了很大变化，不但写文章明嘲暗讽夹带“边角料”，竟然公开讲话，也嘴不把门没个分寸。
既然是要思想解放，又没有清晰的边界标准，谁也不好说他什么。真有人说了，阮铭也不在乎，他还会理直气壮的与人争论，说人家是思想守旧落后等等。
一直到1982年，王震接管中央党校。他一上任，便发现了阮铭的问题，并找到了处理此事的关键核心。
6年后果真应验
这一年，改开刚刚迈入第四个年头，整个国家犹如一艘巨轮，正在调转方向的关键时期，某些思想若形成浪头，也会非常危险。
王震非常清楚这一点，他打仗出身，一辈子脾气火爆雷厉风行。接管党校后，他很快便发现了阮铭身上存在的问题，并且着手解决。
这一年，王震已经是74岁的高龄了，但他的办公桌上，各种材料叠了厚厚的一大摞。校园深处的那栋青砖小楼，常常彻夜都在亮着灯。
他案头的这些材料，大多都是关于阮铭的，有文章，有发言记录，还有一些其他同志汇报的情况。
王震
那些材料，他反复读了很多遍，从其中找出共同相似的地方。思想这个东西，最可怕的不是高谈阔论大量输出，而是一种观点成体系的坚持。
从阮铭的文章及言论中，王震发现，其大量的使用引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，他明白了，这是“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。”
这就说明，阮铭的言论，并不是普通的高谈阔论毫无章法，而是有主线及目的的。而他最过分的是，在将西方制度鼓吹成灵丹妙药的同时，对立党立国的四项基本原则，却明嘲暗讽进行诋毁。
已经确定了阮铭的问题根本，王震认为，虽然阮铭输出的观点比较一致，但也有可能是鹦鹉学舌无心之失。所以他决定先找他谈谈，尽量不讲问题扩大。
阮铭这个人，你找他谈话，他头点得像小鸡啄米，让你完全挑不出一点毛病。第一次谈话后，王震是真的相信了。
哪知没过多久，王震就发现，类似的文章和言论，又开始在校园里出现了。
王震耐心的，又找阮铭谈了两次，每次都是一样的。当着面，他点头如捣蒜，承诺要如何如何，转身便照旧我行我素。这明显是完全没当回事儿，也根本不打算改正。
只谈话是没用了，为了督促阮铭改正回归正途，王震又决定开会讨论此事。结果会议后，让他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原来，会议上大家吵得热火朝天，但说来说去，也就是三种意见。第一种是怕麻烦一刀切，直接开除党籍撵回家；第二种则比较温和，给与警告，然后留党查看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王震夫妇
最让人气愤和担忧的是第三种。这些人说，既然要解放思想了，就应该让人畅所欲言，表达不同的观点，这是别人的自由，阮铭一直这样说，说明国外的制度更有优越性等等。
这一下子就让王震明白，事情很严重，这不是阮铭一个人的问题。
党校不是普通大学，这是为我党培养执政骨干的熔炉。通过这次会议辩护，很明显，阮铭的言论是有人买账赞同的，还是一个不小的市场，并且还在蔓延。
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，这让王震既愤怒又担忧。于是，王震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“阮铭自从到党校工作后，就写了许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等等，并且他道德败坏品质恶劣。”
陈云
8天之后，陈云做了批示：对阮铭，开出党籍调出党校，并且要通知宣传部及各报，不再发表他的文章。
这个处罚，可以说是很严厉了，没有留任何转圜的余地。这是因为，他太明白，要想做好改革，就必须搞好党风，这就像汽车高速行驶时的方向盘，方向错一点儿，就可能载进沟里。
阮铭起初不服，但6年后，他就用实际行动，证明了这两位老人的共识，是多么英明和具有前瞻性。
阮铭晚年
1988年，阮铭坐上飞机叛逃美国。
两位老人，见微知著、象箸之忧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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