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2年4月,王震开始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。但上任后不久,他就发现校内的一位教员,存在严重的问题。
按理来说,存在问题,按规章制度处理就行了。只是棘手的是,思想言论上的错误不好界定,并且在开会讨论时,同志们的意见大相径庭难以统一。但王震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,给中央写了一封信。

几天后,中央的批示下来,非常严厉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,6年后,这位教员果然叛逃美国。王震的告状信写了什么?这位教员后来如何了?
一个党校教员的变化
这位教员名叫阮铭,如今提起来可能很多人感觉陌生,但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,他的份量也是沉甸甸的。
1931年,阮铭出生于上海。家庭条件好,上海又繁华开放,因此阮铭不但能够上学,并且受到了丰富的文化滋养。
1948年,阮铭去上了清华大学。他入过党,在学校里,也非常积极,很快就成为炙手可热的学生干部。
文化高文笔好,所以阮铭工作顺遂。1958年,才刚刚27岁的他,就已经担任了《北京日报》的文教部副主任以及理论部主任。仅仅3年,他又进入了中宣部,担任过编辑、研究室主任等职。

阮铭在中宣部,一待就是6年,这6年时间,他接触了大量我党最顶层的理论动态和政策走向。按说,受到了这么多的熏陶,他的思想是最不应该出现问题的。
这也许,和一段经历有关。
阮铭年轻时,一直一帆风顺,虽然生于战乱年代,他也没有遭遇过什么太大的挫折和苦难。
当那10年到来,作为知识分子的阮铭,也毫无疑问的,遭受到了时代的冲击。
1966年,阮铭被下放到了宁夏贺兰县的农场,开始劳动改造。
他向来待惯了灯红酒绿的大城市,哪里受得了一片荒芜漫天风沙的西北。况且,那是一双握笔杆子的手,提不动铁锨举不起锄头,白天不停干活,到了晚上,两只胳膊就瘫软得像面条一样。

劳动艰苦,伙食也差,本来便胃不好的他,长期下去,身体也越来越差。他在西北待了整整7年,1973年,因为严重的胃出血,他才被批准回京治病。
也许正是这颗时代的尘埃,成为压折他脊梁的巨石,让他的思想开始大滑坡,也为他后来的所作所为,埋下了伏笔。
回来后,阮铭沉寂了几年,也趁机调养好了身体。靠着一手好文笔,他再次迎来了机遇。
那是1977年,此时我国刚刚历经浩劫,开始在徘徊中前进。这年3月,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任职,为了做好思想理论这块的工作,他到处在找合适的人选。
最后,就选中了阮铭,他不但有过硬的文化文笔,而且曾是北京日报的理论部主任,又在中宣部干过,履历非常优秀。

就这样,阮铭到中央党校,担任起理论研究室的副主任。他也确实是这方面的人才,理论过硬才思敏捷,起草过不少关键性的文献,可以说,“改开”就是他奠定的理论基调,甚至影响到了初期的不少政策。
因为坐在这个位置,有时候,他还会帮领导写讲话稿。就这样,他的文章广泛流传,谈到制度改革等话题,不少人还会引用他文章的内容。
阮铭再度春风得意,如果照此发展,肯定能更上一层楼,进核心写作班子,也很有可能。
时间久了,他开始忘乎所以,越来越傲慢自大。尤其是1978年以后,因为“解放思想”的风潮,全国上下,都开始自由宽松起来,因为言论而上纲上线的事情,已经很少发生。
阮铭敏锐地察觉到了环境的变化,他的态度开始有了很大变化,不但写文章明嘲暗讽夹带“边角料”,竟然公开讲话,也嘴不把门没个分寸。

既然是要思想解放,又没有清晰的边界标准,谁也不好说他什么。真有人说了,阮铭也不在乎,他还会理直气壮的与人争论,说人家是思想守旧落后等等。
一直到1982年,王震接管中央党校。他一上任,便发现了阮铭的问题,并找到了处理此事的关键核心。
6年后果真应验
这一年,改开刚刚迈入第四个年头,整个国家犹如一艘巨轮,正在调转方向的关键时期,某些思想若形成浪头,也会非常危险。
王震非常清楚这一点,他打仗出身,一辈子脾气火爆雷厉风行。接管党校后,他很快便发现了阮铭身上存在的问题,并且着手解决。
这一年,王震已经是74岁的高龄了,但他的办公桌上,各种材料叠了厚厚的一大摞。校园深处的那栋青砖小楼,常常彻夜都在亮着灯。
他案头的这些材料,大多都是关于阮铭的,有文章,有发言记录,还有一些其他同志汇报的情况。

王震
那些材料,他反复读了很多遍,从其中找出共同相似的地方。思想这个东西,最可怕的不是高谈阔论大量输出,而是一种观点成体系的坚持。
从阮铭的文章及言论中,王震发现,其大量的使用引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,他明白了,这是“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。”
这就说明,阮铭的言论,并不是普通的高谈阔论毫无章法,而是有主线及目的的。而他最过分的是,在将西方制度鼓吹成灵丹妙药的同时,对立党立国的四项基本原则,却明嘲暗讽进行诋毁。
已经确定了阮铭的问题根本,王震认为,虽然阮铭输出的观点比较一致,但也有可能是鹦鹉学舌无心之失。所以他决定先找他谈谈,尽量不讲问题扩大。

阮铭这个人,你找他谈话,他头点得像小鸡啄米,让你完全挑不出一点毛病。第一次谈话后,王震是真的相信了。
哪知没过多久,王震就发现,类似的文章和言论,又开始在校园里出现了。
王震耐心的,又找阮铭谈了两次,每次都是一样的。当着面,他点头如捣蒜,承诺要如何如何,转身便照旧我行我素。这明显是完全没当回事儿,也根本不打算改正。
只谈话是没用了,为了督促阮铭改正回归正途,王震又决定开会讨论此事。结果会议后,让他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原来,会议上大家吵得热火朝天,但说来说去,也就是三种意见。第一种是怕麻烦一刀切,直接开除党籍撵回家;第二种则比较温和,给与警告,然后留党查看,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
王震夫妇
最让人气愤和担忧的是第三种。这些人说,既然要解放思想了,就应该让人畅所欲言,表达不同的观点,这是别人的自由,阮铭一直这样说,说明国外的制度更有优越性等等。
这一下子就让王震明白,事情很严重,这不是阮铭一个人的问题。
党校不是普通大学,这是为我党培养执政骨干的熔炉。通过这次会议辩护,很明显,阮铭的言论是有人买账赞同的,还是一个不小的市场,并且还在蔓延。
端起碗吃饭,放下碗骂娘,这让王震既愤怒又担忧。于是,王震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,信中说“阮铭自从到党校工作后,就写了许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等等,并且他道德败坏品质恶劣。”

陈云
8天之后,陈云做了批示:对阮铭,开出党籍调出党校,并且要通知宣传部及各报,不再发表他的文章。
这个处罚,可以说是很严厉了,没有留任何转圜的余地。这是因为,他太明白,要想做好改革,就必须搞好党风,这就像汽车高速行驶时的方向盘,方向错一点儿,就可能载进沟里。
阮铭起初不服,但6年后,他就用实际行动,证明了这两位老人的共识,是多么英明和具有前瞻性。

阮铭晚年
1988年,阮铭坐上飞机叛逃美国。
两位老人,见微知著、象箸之忧,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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