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7年，宋子文要在庐山盖别墅，常来督导，结果，看中了包工头二十岁的黄花闺女。姑娘端茶时随口叫了一声“叔叔”，宋子文当场纠正。就这一声称呼，彻底改变了姑娘一生的命运。
信息来源：（殷荫元.宋子文、张乐怡的庐山情缘[J].文史春秋,2004,(11):60-61.）
云雾裹着松涛，把整座庐山浸在湿漉漉的凉意里。
33岁的宋子文攥着公文包站在张谋之府门前，西装革履与山间清凉的风撞得有些生硬。
这位刚上任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，此行是为母亲倪桂珍选块地盖避暑别墅——庐山地势陡峭，非得找个懂行的营造商不可。
手下人早替他筛过一轮，最终敲定了九江富商张谋之。
张谋之的府邸藏在牯岭的树荫里，青砖黛瓦，院角摆着几盆兰草。
他听说财政部长要上门，头天就把工匠都打发去修别墅地基，自己换了身藏青绸衫，在客厅来回踱步。
宋子文到的时候，他正捧着茶盏琢磨该用什么礼节，却见女儿张乐怡端着茶盘从屏风后转出来。
20岁的张乐怡身着一袭月白旗袍，那旗袍的质地轻柔，贴合着她窈窕的身姿。
一头乌发松松挽在颈后，几缕碎发调皮地垂落，衬得她眼角眉梢满是温婉的书卷气。
她端着茶盏，莲步轻移，缓缓走到宋子文面前，动作轻柔地将茶盏轻轻搁下，指尖不经意间沾上了些许水汽。
她微微抬头，嘴角带着恰到好处的浅笑，随口唤了声“叔叔”。
在张家，这样的礼数是再平常不过的。
父亲的朋友，年纪又比自己大上不少，自然该以“叔叔”相称。
宋子文握着茶杯的手却微微一顿，他抬眼，目光稳稳地落在张乐怡脸上，温和却坚定地纠正道：“不必这般称呼，叫我先生就好。”
这一声纠正，背后大有深意。
按辈分来说，若以“叔叔”相称，往后便是叔侄相处，彼此间总会隔着一层难以逾越的分寸。
可“先生”二字，却像是一把无形的钥匙，悄然将距离拉成了平辈。
张乐怡愣住了，她没想到宋子文会如此纠正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，垂首轻声应是，耳尖却悄悄泛起了红晕。
她刚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回来，在家族企业里帮忙管着账目。
一口流利的英语，让她常常能替父亲轻松应付那些洋商，见过不少大场面，向来从容不迫。
可偏偏在这句看似简单的称呼上，她乱了阵脚。
自那日之后，宋子文前往庐山的次数愈发多了起来。
每次到来，张乐怡总会不自觉地紧张又期待。
她会在宋子文到来前，精心整理自己的衣着，反复确认每一个细节，生怕有丝毫的不妥。
而当宋子文出现在她面前时，她的心跳总会不由自主地加快，眼神也变得有些躲闪，却又忍不住偷偷去瞧他。
有时是查别墅进度，图纸摊在张家客厅，他指着窗棂花纹问张乐怡意见。
有时是雨后初晴，邀她同去大林寺看杜鹃，山径湿滑，他伸手扶她时，指尖的温度比茶盏还烫。
张谋之看在眼里，心里早有了数——这宋部长虽位高权重，待女儿却是真心实意的，便也乐得顺水推舟。
别墅盖了小半年，从选石材到雕梁画栋，张乐怡跟着跑了无数趟工地。
她懂建筑术语，能和工匠顺畅沟通，宋子文便常笑着说：“有你在，这房子才算有了魂。”
两人并肩站在山坡上，看工人把琉璃瓦一片片铺上去，阳光穿过云层，在她发梢镀了层金。
那时候谁也没提婚嫁，可旁人瞧着，倒像是两人在共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小世界。
那年秋天，别墅落成时，两人的婚事也定了。
没有铺张仪式，只在张家院子里摆了几桌酒，宋子文穿着藏青长衫，张乐怡还是那身月白旗袍，宾客都说般配。
婚后她跟着他辗转各地，他当外交部长时，她陪他出席国际场合，旗袍领口永远扣得整齐，谈吐得体。
连外国记者都夸“宋夫人有东方女子的温婉，又有新式女性的通透”。
1932年淞沪抗战，她跟着宋庆龄去真如慰问伤兵，蹲在战壕边给战士递热水，裤脚沾了泥点也没在意。
1947年在广州，她牵头办妇女工作委员会，设儿童福利站，开手工艺培训班，把精力全扑在妇幼事上。
旁人问她累不累，她只说：“既做了，便要做好。”
1949年离开大陆时，她收拾行李，最珍重的还是那件月白旗袍——当年在庐山初见时穿的那件，领口绣着朵小小的玉兰。
后来定居美国，她常坐在纽约公寓的窗边，望着东边的方向出神。
晚年得了帕金森症，手抖得端不稳茶杯，却总念叨着想回庐山看看，看看那栋他们一起盖的别墅，看看山间的云雾，看看当年喊过“叔叔”的地方。
1993年，她的长女宋琼颐在纽约办“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”，特意向北京借了溥仪用过的物件。
开展那天，老人坐在轮椅上，盯着展品看了许久。
有人问她是否想念故土，她点点头，声音轻得像山间的雾：哪能不想呢？
那里有我的青春，有他的影子...
2005年，庐山那栋别墅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导游讲解时总会提到，这房子的每块砖，都藏着一段跨越阶层的缘分——始于一声“叔叔”的纠正，终于一生的相守。
而张乐怡的名字，也随着这栋老房子，留在了庐山的云雾里，留在了民国的旧时光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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